我与《陕西省志·炎帝志》
高 强
看着案头沉甸甸的《陕西省志·炎帝志》（三秦出版社2009年出版），我的思绪不禁回到了2006年6月。当时宝鸡炎帝研究会会长霍彦儒先生提议编写《陕西省志·炎帝志》，时任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的董健桥先生一行来宝商讨此事。在讨论会上，有些同志对编写《炎帝志》表示了种种担忧。我在会上明确表态：《炎帝志》应该编写，可以编写，我愿编写。所谓应该编写，是指炎帝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，理应有专门的志书来收集其资料，反映其功绩。所谓可以编写，是指全国特别是宝鸡学人研究炎帝已有多年，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成果，编写《炎帝志》的条件已经具备。所谓我愿编写，是指自己对炎帝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，近10年来一直从事炎帝文化研究，应该也能够为之做些事情。
那次会议最后形成了开始编写《炎帝志》的共识。会后组成了由霍彦儒先生任主编、杨东晨先生和我任副主编的《陕西省志·炎帝志》编写组，我主要承担概述、炎帝祠庙、炎帝祭祀和炎帝研究（部分）的编写任务。
编写《炎帝志》的过程是快乐和辛苦的。快乐来源于对此事的喜爱，辛苦不仅来自于工作量大，而且还缘于对诸多问题认识的分歧。我们确定的编写原则是：把炎帝视为中华民族的“人文初祖”，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高度去写；尽量吸收炎帝研究的成果，综合运用文献、考古和民俗资料；对待争议问题采用学界主流意见，力求宏观展示，不去追求细节；最大限度地保留炎帝文化的资料和炎帝研究的信息。在编写过程中，上述原则得到了比较好的贯彻。
尽管如此，编写组成员在个别问题上仍然不可避免的存在分歧，有时甚至争的面红耳赤。大家经过反复商讨，几易其稿，最终求同存异，达成共识。我们认为，炎帝时代大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，炎帝是被神话了的传说人物，是远古时期的部族首领和文化英雄，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，是开创中华文明的杰出代表，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象征。炎帝族十分古老，历史悠久，支系繁多，在数千年漫长的历史时期里，有过“炎帝神农氏”称号的不止一人，炎帝族也不可能拘守一地。由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，人口逐渐增多、族群不断扩大，除一部分留守发祥地外，其余的分别向西南、西北、黄河中下游迁徙。炎帝精神主要表现为自强不息、敢为人先、开拓创新、造福于民，海内外华人对炎帝的祭祀与尊崇，实际上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，是对中华民族的礼赞。
《陕西省志·炎帝志》是第一部炎帝志书，也是目前收集炎帝资料最多、最新、涉及面最广的炎帝文化方面的典籍，基本上达到了最初设想的目标，因而得到了各方的好评。然而，《炎帝志》也留下了一些缺憾，譬如对各地炎帝传说的整合，炎帝记载与考古文化的对接等，都有待加强。此外，由于篇幅所限，不得不舍弃了一些炎帝文化的资料。
是炎帝文化吸引着我走上研究炎帝文化的道路，我为能够成为《陕西省志·炎帝志》编写组的一员感到自豪。我愿意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，为传承炎帝文化和弘扬炎帝精神贡献绵薄之力。
（本文作者为宝鸡文理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系主任）
